有时你一个人，眼前的一切清晰如往日。你发现这个世界依然喧嚣，房子后面还有一排房子，动物们一直在死去正如你也会死去，以及，你从未是一个软弱的人。
共生感是一种芬芳的错觉，让你忘记孤独才是永远的。

——WYC

经常我会忘记应该如何写一篇文章。上周写完博客沾沾自喜了一会儿，就又觉得哪里有点不顺眼。相比之下写作文是容易的，因为种种限定的条件都给定了以后，所积累的有限材料会很容易调动起来，拼凑或流淌，铺展成足以交差的作文。而写文章要自己找“中心思想”，我常想，这大概是学的时候觉得最没用而事实上最有价值的方法吧。古人说“文以载道”，作为天地人伦运行参照的“道”当然具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使得铺陈文章的这一活动本身受到“道”的决定。然而现在文道之不存也久矣，新的“道”是否可能，如果是的话又在哪里，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答案了。但是昨天看到wyc的这篇短短的豆瓣日记，我又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闪电那样，虽然此前与此后仍然是茫茫黑夜。想到Z老师课上要求大家写《我的记忆》的作业，倒是真的不如这篇日记更贴近于诗。

曾几何时AM说过：“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这星期三去找了C老师，毕业设计的漫漫道路算是起步了，同时也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实验室中的一员。大一之前所梦想的大学生活是：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四点连一线，不翘一节课，在实验室中奋战到天明。但是很自然地，这样的生活被大一出了名的早睡习惯完全击碎。现在，宿舍成为了某种若有若无的存在；文图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翘过课，大多也是为了去上别的课，所以勉强可算问心无愧。然而在实验室里奋战到天明这样的场景，我还是希望它不要发生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好像更清晰一点地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在张江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时间，而我留给自己的，也就是穿行在本部的马路上，在文图的阅览室里看书的那点。本部和张江的二分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二分。
大四的L学长和我说，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反正到了大四下的时候毕业设计怎么都是要做的，混一个过关也就可以了。但我又不想仅仅是蒙混过关，除了某种偏执，我想更多地是给自己这过去十多年学习电脑的经历画一个名副其实的句号。
几个月看到量子熊猫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接受的电脑教育的博客，虽然和我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读后仍有所感触。但是这件事情我想等到真的大四毕业的时候再做，也算是本科的一个“结题报告”。

昨天下午在C老师的实验室开例会，我去得很早，于是C老师就又问我中文系的课学得怎么样。然后她又说起自己以前的学生和同学，有几个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平常也会写一些很漂亮的文章或者“打油诗”。当然，她也知道中文系和作家班是不一样的，研究和创作也是两码事。C老师于是就说，人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的，她自己本科学的是电工，后来做的信号处理，做到机器学习这方面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至于现在讲得头头是道的金融数据分析也是近两年刚刚接触的事情。在可变性的这点上，我当然不得不同意C老师的观点。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把各种可能性仅仅作为某种概念化的、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予以承认，却并不懂得为之付诸行动上的选择。这大概就是诸种犹豫纠结与矛盾困惑的来源吧。
所以晚上读到wyc的这首小诗（我还是称之为诗吧），深深觉得，在很多地方它完全是我目前精神状态的写照。唯独有一句话不敢妄言：“你从未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自然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但这个判断也只有当以这样一种第二人称的形式才是有效的。当我内视自己的曾经，暗淡的，鱼龙混杂的往昔之中，如被一道闪电照亮过的片段里，我未必真的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地，常常是在各种晦涩绕转的曾经，为了诸种并不合理的执念，亦做了许多无谓的妥协、放弃或固执与追求。在命运的眼中前面那四者其实都是一回事，而它们，也许归根结底都可以算作是软弱的不同表现。

昨天文学史课上，来代课的老师说了许多和正课无关的话，不过我觉得说得很好。当他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铺展开一系列史学意义上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杜牧出生的那一年，韩愈和柳宗元在京城相遇，互相推重；李商隐汲汲营营苦苦哀求得到晋升机遇的时候，杜牧看透了政治的绝望而以超拔之心待之，前者成为了李商隐一生的主题，而后者也成为了杜牧作诗的起点。人生与诗有时也是这样的一回事。
论语里面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知人论世当然是重要的，但我并不以为只是知道了别人就会有什么好。不过人许多时候却是只能不为所知的，犹如韩柳在京城的会晤，在朱自清的想象里若星云灿烂，想来当时他们在众声喧哗之中，其实并不能很有把握地确定自己将来的命运。他们的不软弱仅仅是抓住了那个想唱的调子，在反复的试炼中悄然地走向巅峰。

终究，“一排房子后面还有一排房子”，地平线的后面依旧是地平线，如同叔本华所谓无所休止的追逐。房子这回事又让我想起《芒果街上的小屋》里描述的那种街道，但是你对自己住的那个房子总是特别容易找到它独特的特征。能够知道自己是好的，或者以我今天的看法来看，比知道别人来得更为重要。最近在hyc等同学的提示下，我发觉自己真的是有把人往坏里想的习惯，常常不经意地就给别人的行为作出某种不太体面的解释。这样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不知道这一点，还固执于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那么我所“知”的人与那人自己其实会是两种面目吧。但是又说到底，我们都无法摆脱那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房子”，脱离不开那个特殊的记号。
Z老师的女儿曾由ZJ老师教语文，据说那孩子的三分钟演讲里大谈生死与孤独，一如Z老师自己在课上也时不时说上两句海德格尔，说上两句“此在之为烦”。而“Dasein”的原意是生活，不知又有多少人在说“此在”的时候同时心中有数呢？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连康德都没有看过（遑论看懂了）就谈什么存在主义与后现代，有一种在沙石之上筑高台的感觉。所以用ZJ的话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你在谈论的是什么。”这又让我想到那位代课老师所说的话，古代的文人20岁之前是他们积累的“背景”，20岁之后就是他们“表演的舞台”。既然是表演，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未必知道自己所“演”的到底是什么，也未见得真的有什么立场（极端的例子就像李商隐被评价“文人无行”），所以常有一些人动辄对着当时权势或主流嬉笑怒骂，讽喻进谏，然后惨遭贬斥。他们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积累名声，引起注意。这一点倒是古今相通的。所以Z老师及其女儿的一番番高论，大概其实也不应有所苛责。

在我们应该做的和想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往往是在那些被假定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偏偏想做另外一些，并且后者的魅力常因凭前者的力量而显得更大些。张汝伦老师在课上多次提到了做哲学的人应当对人类抱有同情，对现实有所观照，而不是钻进书里去不管窗外事了。虽然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但是要做起来又是很难。现在许多搞哲学的，我觉得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就像形式逻辑那样的，不问也不能问你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关注的视野都在于玩弄一些名词，然后爬梳或者弄乱名词和名词之间的联系。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又时常觉得自己的同情心并不够，不足以承担如此大的责任，虽然这种责任也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承担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目标。
文学大概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上，它可以逼近哲学的思想内涵但不必为它的真理性负责，也可以远离现实营造一个纯然理想的情境，虽然这两个极端都很难是目前看来优秀的作品，正如柳宗元思想再深刻也不过沦落个早死的下场，韩愈尽言前人已言之事只不过文采飞扬了一下，比柳宗元多赚了十年活头不说，获得了给柳宗元写悼文的机会，还留下一世英名。不过我还是肤浅地觉得，纵然《论佛骨表》的结尾如何气贯长虹，仍是《小石潭记》更能拨动心弦，未逮读到“凄神寒骨”四字便令人脊椎发冷。

有人想“以学术为志业”，有人想“以学术为职业”，这一字之差是很不同的。为职业的，那么受到点什么胯下之辱之类的，也总有以牙还牙的一日。为志业的则片刻不敢忘怀追求与理想这类好像脱离实际的东西，以至于形成某种道德上的洁癖。但是那些“脱离实际的东西”与现实究竟有多少距离呢？张老师的答案是：让现实总在你的视野之内。而以为志业的人，若是为了逃避这层现实，就会越走越远了。另外一方面，若是为了逃避某事而作的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前，随着做出决断的时刻日益临近，对逃避的向往和期待会越来越高，以至于自己觉得这就是exactly想要的东西。这样事后肯定会失望。虽然之前乱翻了一些“后现代”思想（现在我都不敢用“后现代”这类词了），我还是很难摆脱所谓“主观能动性”的预设，所以同对社会科学的强烈向往告别之后，感觉现在走的是一条通向内心的道路，不像科学化的社会科学那样从唯象的角度分析，而更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成性的”解释，照亮到底走哪条路的方向。
人生导师大概是真的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找到罗素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并且这个问题是合乎规则的。而一旦清楚地知道了问题是什么，知道了这个问题是否合法，那么接下去的答案，就水到渠成地会来的吧。

哲人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不过有迹象表明哲人后来应该是后悔了，因为他发觉自己对“说”的看法其实有问题。那么，也许我等凡夫俗子还是有机会“说”一“说”的。“共生感是一种芬芳的错觉”。这“芬芳”两个字具有诗意，邀请着我们走近它，去闻嗅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中更为飘渺虚晃的气息，邀请我们去产生和体验这种错觉，并且让我们的理智告诉自己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并不存在绽出共生感的花，虽然共生感可以用或然性去灌溉[参：《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之四]。而唯有孤独是永恒的、在场的。里尔克把孤独作为个人存在的自明性的基石，一种本质上的规定，我想他说的其实也不外乎毛姆那一段“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然而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无论哲人用“相遇”也好“直观”也罢的名称去称呼它，形象与抽象，具体和飘渺的幽光都综合在一起：

“有时你一个人，眼前的一切清晰如往日。”
——因为你在看它的时候，你就成为了诗。

“照片是幸福的，而故事不是。幸福是一座围着玻璃围墙的花园：没有进来或出去的途径。天堂里没有故事，因为那儿没有旅行。是丧失、悔恨、苦难和渴望驱赶着故事，让故事沿着它崎岖的道路前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
 
卡夫卡有个短篇小说名为《乡村医生》，这部小说的节奏，用它里面的话来说，就如同“山洪中的一块木头”，忙不迭地将所有的事件向读者呈现，不给读者加以思考的空间。借用奥兹的话来说，这份“合同”带有很强的胁迫性，迫使读者将荒诞的情节一股脑儿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在狄更斯那里，我认为《双城记》有着类似的效果：他从一开始就迫使读者看到“整个”的英国和法国，并以“那是我主耶稣降生后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语调，赋予小说以法律文件般的精确严肃和读者以教科书般的历史眼光。
 
而《远大前程》则不是这样。时代的洪流甚至时间的变迁潜藏在拉家常式的罗嗦繁复下，更接近于日期模糊了的日记本。时间、年龄、岁月在乡村生活中是无关紧要的，匹普和他周围的人们仅仅重复日复一日的生活。如果说匹普受到郝薇香的雇佣是匹普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那么这个转折的现实意义我们实际是在后面才看到的；对于匹普来说，与其说这是他摆脱均匀、同质时间的“弥赛亚时刻”，不如说，他进入了一个时钟停摆的纯粹空间，它要求的不是匹普投入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被放逐。
 
真正构成匹普人生转变的“弥赛亚时刻”，则毫无疑问是贾格斯律师到来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也正是在这之后，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年龄和生日的陈述，时间在伦敦产生了意义。自此之后，时间状语就成为描述事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空转的齿轮互相啮合了一般，故事的马车被驱动起来了，并且一路飞奔……
 
就一定程度上说，创作小说是说谎的过程，将一个虚假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就是要将所有的事件放置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通过明写这个村庄的灭亡，解释了之前所有的叙述都可以存在。而狄更斯的方法，无论是《远大前程》还是《双城记》中，则是将所有的角色用事件串联起来，使故事开头那一个个看似互不相关的人，通过各种事件联系起来，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但不失清晰的人物谱系，如同星座连接了点点繁星。这样，这些相互关联的角色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环，令虚构的、复杂的、往往使人难以相信的故事，不仅讲的有条不紊，而且能够被人接受和理解。
 
 

但一个故事不只有叙事，仅仅是事件的排列也不能称其为故事。用柯林伍德的话说，历史是由行动构成的，而事件只是它的外部。它的内部是思想。匹普，“我”，用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将他的内心世界剖白出来，将他的矛盾和愧疚呈露出来。从这些思想解剖的创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狄更斯为他敷上的药棉。
 
在文学史的教材中，狄更斯是作为革命行动上的同情者和道德上的批判者存在的，他的主要“弱点”在于软弱。果真如此，倘若我们想像一部革命的《双城记》或《远大前程》，一个革命的法国人和一个革命的匹普，恐怕能够成为一时的流行，却难以成为普世的经典。在革命话语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消解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复杂主要体现在其无穷的可能性，并且根据来自于其自由性的先验要求，那么阶级分析的话语所能看到的也就只是作为经济动物存在的人，这和经济学者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眼光批判狄更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作的社会判断如出一辙，也正和阶级分析的话语批驳的那种资本主义异化人性的论点如出一辙。狄更斯在现实的阴影下既不被幽灵掳获，也不向后退、向回转，成为遁世的隐士。相反，他以他自己的路向前走；他不仅仅描写我们熟知的世界，还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过去不能得到宽恕，没有什么罪人无法拯救，因为爱是最上的审判者的唯一要求。
 
毛姆评价狄更斯说：“他的作品有悬念，有戏剧性，又有幽默感，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纷繁和变幻无穷。……狄更斯以他充沛的生命力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形色色而且各具个性，他们动荡不定——不，不是动荡不定，而是在生活中躁动不安。”[毛姆读书随笔，p69]比照《双城记》和《伟大前程》，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都有如下两种人：一种是达奈和匹普，为了解救一个人而想做好事，然而疏于缜密的计划和思考，最后必须仰仗另一种人的帮助；这一种就是所谓的“生意人”，就是劳瑞先生和卡屯、贾格斯和文米特。正是他们这些口口声声说“只是为了钱”的人绽放了人性的光辉。尽管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拯救，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没有完成；但他们对于人性、对艰难时世的救赎则得到了完成。
 
 

从谋篇布局和思想意义来看，《伟大前程》略显拖沓，而《双城记》用极其缜密的结构和情节上大起大落的设置，将最后卡屯的牺牲渲染得无以复加地壮丽。但从叙事和情感的角度而言，《双城记》末尾的感动是时代的车轮压迫下个体所作的悲剧性抵抗和无谓牺牲带来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其象征和理性的气息更浓；《伟大前程》的平淡和相对较小的视野设置，更贴近人性的现实而超越时代，这样，匹普和艾丝黛拉十多年后的相遇就显得更为细腻真诚，在“忏悔”和“宽恕”得到了读者发自肺腑的直观体认。
 
狄更斯“另一个”的、超越的世界中走出来的马，驱动着他尘世的故事的马车，沿着崎岖的道路疾驰过地狱和天堂之间的每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