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借来三本米兰·昆德拉的书，为什么我总是对所谓“二流小说家”那么感兴趣呢。这么说来，忽然发觉这么几个作家我算是读过他们大部分作品了：王小波，虽然读的时候还读不懂，如AM所言，有很多东西得有了点经历之后再看，更能体会文字背后的意思。卡尔维诺和保罗·奥斯特，皆是出于WYC当年对他们的推荐，奥斯特我是扫过他几乎所有翻译过来的作品了，所以他的那种自我重复的技法可算略知一二，卡尔维诺则没有，所以奥斯特比二流小说家大概更二流。第四个就是米兰·昆德拉，有某某作家曾经说过他写的是政治论述，不过用了小说的形式，所以更加易读云云。当初倒还真是有一点想看看昆德拉如何看政治问题的味道。但如果他真的只说了这个，那么大概三流小说家也比不上了。猎奇心态过去之后，倒是觉得，米兰·昆德拉借着历史事实的外壳，说了很多人性的观察。

阅览室里还是一如既往地有不少中学生，应当是初中的居多吧，有几个还背着写着“私立XX学校”的书包，不时写两笔作业，望望前面书库的窄门，仿佛那里边存在着某种召唤那样。然后站起来，跑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已然一副小偷得逞似的内敛而抑制不住的胜利姿态，手上抓着一本封面花花绿绿的（被我看到的却是一本深蓝色的，花体字，人物图画，又闪着荧光粉）小说，侧向坐在椅子上，捧在手里像是悄悄地读，头低得长发从额前垂下来。

阅览室里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外面的雨大概是大了一些，一对男女学生（也许是）在我身后的位置相对而坐，那桌边的老人依旧一声不吭，默默地翻着书页，右手边斯迪克式的长柄伞上雨水已经干了。

昆德拉写诗人诞生后的俄狄浦斯故事，进行到画家-母亲-儿子的三角关系时（《生活在别处》），前面坐下一对母子，小男孩打开一本画得很精致的图画书，懊恼地发现自己忘带了橡皮（也许，他如此小心谨慎，以至于任何描摹上的失误都必须立即予以改正，恰如那本图画书上的导语，意图要“呈现一个最美好的世界”。那么，他在一个没有橡皮的世界中用铅笔旅行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母亲站起身来，小男孩立即很警觉地拉住妈妈的衣角问“要去哪儿”，母亲指指书库的窄门。小男孩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于是他们一同从这扇门走进去了。

手持单反的文艺女青年在窄门前摆着姿势，一声“咔嚓”如同酒精之于酗酒者，或更确切地说也许是药品之于瘾君子。当那些低着头偷偷摸摸般阅读花花绿绿封面的小说的初中生们的头顶定格在那只想来价格不菲的镜头后边，那幅图像也势必不能走得更远，往后十余厘米进入拍照者的头脑中。于是，

于是我理好包走出阅览室，下楼梯，文艺女青年在图书楼入口的门边暗处接着摆弄种种参数，黑漆门外的马路上汽车们吹着高低不一的喇叭，宛如一股浪潮，将我向左推开进入绍兴路，迎面撞上一对情侣满面的笑容，笑容的背后是方才阅览室里的两个中学生的背影，一路嬉笑，她们的裙裾悬浮着进动。小马路边的停车道宛如拥挤堵塞的大马路的照片，每一辆车都如此镇静，街边低矮的小店里又是一堆小布尔乔亚们喝茶“看书”的场所。在这种时候谁说不会有那么一个几个王琦瑶，当年她走过霞飞路上橱窗的时候……

然而小马路的坏处在于它过于精致，注定承载不了太多的东西，不如川流不息的大马路，轻轻松松冲走了无数时间。但时间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均匀和同质的时间无非是无聊的机械运动的叠加。本雅明说普鲁斯特不常用时间词，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某一个晚上”。也许本来就没有那“许多个”，所有的晚上都是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晚上的呈现，而在白天，它们只是隐蔽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隐蔽在普鲁斯特内心中的晚上只有一个，短暂，而无比丰富，是白日梦的继续，是百叶窗的拒斥后面永不退场的睡眠阴影。

这样我就想清楚一件事情，作为忠实地吐槽了一年半dhq的一个学生，我倒也实在是很cooperative了。上帝的归上帝，吐槽的还是要吐槽。

高三那年暑假，闲来无事在网上搜过去初中同学的去向，结果却不经意间看到L高中唯一一个考进FD的同学，居然是小学同学X君。五年级的时候，记忆中总有那么一个图景，是下课的时候一个班的人在自然常识教室门口等上课，太阳晒在小平房的楼顶瓦片上，X君和我看着一只猫趴在楼顶上，然后和我说，好想做只猫啊。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讨论的话题则是如何利用自然常识教室里面的材料尽快把它烧掉。

那年夏天X君说，自己高中的三年没看啥正经书，看的都是王小波，并且自嘲是个“不良少年”。曾有人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王小波的，另一种是没有看过的。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信了。但王小波似乎真的颇有几分“青少年之友”的意味，尽管那些杂文，细看来总不免自我重复，文势浩大之下也未免有些毫厘之失，然而王小波始终是一个人，如果把他也仅仅当做一个人来看待，那么也许可以说他作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工作之一，但他的工作并不是成为一个神。

后来就开学了，除了开学前体检的时候和大二某两次穿过邯郸路碰到过X君，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仍旧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中，并且相互遗忘着。这样的情境也许对于王小波也同样适用。作为公众人物的王小波是悄无声息地（或者说，轰轰烈烈地）死了一场，但是死了就是死了，他所得到的报酬是不会再死一次。但是作为个人阅读经验的王小波则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王小波们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活法，也就是千千万万次以致不可计数的死法，他与阅读者的精神生命等长，或许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然而这种精神的生命并不是说在分分秒秒承载并体会着他的分量，毋宁说是漫长的遗忘过程，除非某些特殊的时刻被唤醒，它将永远沉睡。

于是五月十三日，千千万万个王小波以不同的姿态重生，令人庆幸的是他不必再亲自体会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被他深深体会了千千万万次；千千万万个王小波以不同的方式回归寂灭，令人欣慰的是他不必再独自承载某种生活，因为种种生活的经验者正试图将他与永恒连接在一起。

但是今年不同。他似乎被抛弃了，正如这儿，拜金拜权拜高分，仇富仇官仇名校。当一个人不能成为神的时候，他只能做一个人，也因而不可能真正具有神一样的视角，神一样的超越性，但他仍然可以在有限与局限中创造出一个永恒：正如苏格拉底的牛虻无法被雅典人用毒酒毒死，王小波的洞察仍旧在世界重复的错误中笑而不语。这也许是在说：被遗忘的不等同于不存在。

进入大学之后，我觉得自己存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不过汪习波老师告诫大家说，自己不懂的话不要讲，你年纪轻轻就知道你在谈论什么了吗？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自己有一种在智力上高人一等的企图，并以此为志向。也就是所谓“少数人可以从洞穴中走出”，而“一部分人渴望阴影”。这就像王小波在他的文章中戏谑没有常识的人，尽管这种戏谑之中可以说另外存有一种悲悯。这也就是说，也许我可以“怜悯”一些人，如同教徒怜悯不信教的迷途羔羊，但怜悯与同情还是不一样的。

想来高中时候班主任老师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对别人的要求太严格。当年我不明白。以为自己虽不是太好，但和某些“凡俗之辈”比比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我自己（看上去）并未触犯我对于别人的要求，同时自己也满足了别人的要求，那么如果我对别人要求严格一些，也未必真有什么过错。现在想来，这个想法有一点狡辩的成分。

我一直觉得AM的文章给我影响很深，但不是出于什么邀功请赏的伯乐意图。我始终相信有时候是读者从文本中看出了什么而不是作者一定就表达了那个东西。但是作者必不可少，因为他/她是让世界转动的第一推动。某种意义上说，我所赞赏的，都是那种“刻薄”之人。我试图怀以悲悯，但难以同情，因为同情说的是共同承担，无论是洞穴的黑暗还是别的什么，而我一心向往的是飞升，追求空灵和虚渺的轻盈，尝试从洞穴中超越出去。但洞穴和我所体会到的之为操劳与烦杂的生活，则是沉重的。

AM说自己挺晚才知道旅行其实不在于最后要去的是哪儿。而对我来说，困扰的问题却是，我熟悉的抽象的旅行和我不熟悉的具体的旅行之间，如何完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迁跃？“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即使你能计算出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你仍然无法计算那个到达的时间，也许你和神只有毫厘之距，但这毫厘之间却要花掉一生。”但正如旅行不是为了去哪儿，问题有时也不在乎答案，而“思”这个行为本身就足够了吧。最近似乎有点知道自己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什么了，也是在前面几篇日志里面反反复复提到过的，如何在实然中达成应然，或者如何在应然中思考实然？它们不应该是对立而毫不相关的，应该就是生活的一体两面。当然这个问题，古来多多少少人，思考了多多少少次，都没有什么答案。“不如说答案一直有，一直在变”。

想起很久以前，L说我是一个不易接近的人，看上去很冷傲，虽然事实（好像）不是这样。今天cyx也和我说了类似的话，希望我能够近人一些。这都和当年高中老师的评价是一致的。想起前年寒假看的《当尼采哭泣》，里面有一段话倒是说得很符合我的性格。当我试图走上那一座桥的时候，桥的另一侧发出了邀请，但我却因此退却了，从此千山万水被投掷到那座桥上，距离也被无限地拉远。这也许就是课上说李商隐的时候，所提到的那种“拒绝又怀念”的心态。

毛姆一直在说的无非是：一个人如果被召唤了去做某种事情，那么他所放弃的所有一切都是合法的，他可以因而不顾任何既成法则，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为了那一件事情燃烧自己的一生。但是“许多人被点名，被选中的却寥寥无几”。一个人又如何用自己的有限，去揣度无限的神的意志呢？

有时你一个人，眼前的一切清晰如往日。你发现这个世界依然喧嚣，房子后面还有一排房子，动物们一直在死去正如你也会死去，以及，你从未是一个软弱的人。
共生感是一种芬芳的错觉，让你忘记孤独才是永远的。

——WYC

经常我会忘记应该如何写一篇文章。上周写完博客沾沾自喜了一会儿，就又觉得哪里有点不顺眼。相比之下写作文是容易的，因为种种限定的条件都给定了以后，所积累的有限材料会很容易调动起来，拼凑或流淌，铺展成足以交差的作文。而写文章要自己找“中心思想”，我常想，这大概是学的时候觉得最没用而事实上最有价值的方法吧。古人说“文以载道”，作为天地人伦运行参照的“道”当然具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使得铺陈文章的这一活动本身受到“道”的决定。然而现在文道之不存也久矣，新的“道”是否可能，如果是的话又在哪里，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答案了。但是昨天看到wyc的这篇短短的豆瓣日记，我又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闪电那样，虽然此前与此后仍然是茫茫黑夜。想到Z老师课上要求大家写《我的记忆》的作业，倒是真的不如这篇日记更贴近于诗。

曾几何时AM说过：“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这星期三去找了C老师，毕业设计的漫漫道路算是起步了，同时也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实验室中的一员。大一之前所梦想的大学生活是：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四点连一线，不翘一节课，在实验室中奋战到天明。但是很自然地，这样的生活被大一出了名的早睡习惯完全击碎。现在，宿舍成为了某种若有若无的存在；文图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翘过课，大多也是为了去上别的课，所以勉强可算问心无愧。然而在实验室里奋战到天明这样的场景，我还是希望它不要发生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好像更清晰一点地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在张江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时间，而我留给自己的，也就是穿行在本部的马路上，在文图的阅览室里看书的那点。本部和张江的二分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二分。
大四的L学长和我说，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反正到了大四下的时候毕业设计怎么都是要做的，混一个过关也就可以了。但我又不想仅仅是蒙混过关，除了某种偏执，我想更多地是给自己这过去十多年学习电脑的经历画一个名副其实的句号。
几个月看到量子熊猫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接受的电脑教育的博客，虽然和我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读后仍有所感触。但是这件事情我想等到真的大四毕业的时候再做，也算是本科的一个“结题报告”。

昨天下午在C老师的实验室开例会，我去得很早，于是C老师就又问我中文系的课学得怎么样。然后她又说起自己以前的学生和同学，有几个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平常也会写一些很漂亮的文章或者“打油诗”。当然，她也知道中文系和作家班是不一样的，研究和创作也是两码事。C老师于是就说，人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的，她自己本科学的是电工，后来做的信号处理，做到机器学习这方面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至于现在讲得头头是道的金融数据分析也是近两年刚刚接触的事情。在可变性的这点上，我当然不得不同意C老师的观点。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把各种可能性仅仅作为某种概念化的、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予以承认，却并不懂得为之付诸行动上的选择。这大概就是诸种犹豫纠结与矛盾困惑的来源吧。
所以晚上读到wyc的这首小诗（我还是称之为诗吧），深深觉得，在很多地方它完全是我目前精神状态的写照。唯独有一句话不敢妄言：“你从未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自然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但这个判断也只有当以这样一种第二人称的形式才是有效的。当我内视自己的曾经，暗淡的，鱼龙混杂的往昔之中，如被一道闪电照亮过的片段里，我未必真的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地，常常是在各种晦涩绕转的曾经，为了诸种并不合理的执念，亦做了许多无谓的妥协、放弃或固执与追求。在命运的眼中前面那四者其实都是一回事，而它们，也许归根结底都可以算作是软弱的不同表现。

昨天文学史课上，来代课的老师说了许多和正课无关的话，不过我觉得说得很好。当他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铺展开一系列史学意义上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杜牧出生的那一年，韩愈和柳宗元在京城相遇，互相推重；李商隐汲汲营营苦苦哀求得到晋升机遇的时候，杜牧看透了政治的绝望而以超拔之心待之，前者成为了李商隐一生的主题，而后者也成为了杜牧作诗的起点。人生与诗有时也是这样的一回事。
论语里面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知人论世当然是重要的，但我并不以为只是知道了别人就会有什么好。不过人许多时候却是只能不为所知的，犹如韩柳在京城的会晤，在朱自清的想象里若星云灿烂，想来当时他们在众声喧哗之中，其实并不能很有把握地确定自己将来的命运。他们的不软弱仅仅是抓住了那个想唱的调子，在反复的试炼中悄然地走向巅峰。

终究，“一排房子后面还有一排房子”，地平线的后面依旧是地平线，如同叔本华所谓无所休止的追逐。房子这回事又让我想起《芒果街上的小屋》里描述的那种街道，但是你对自己住的那个房子总是特别容易找到它独特的特征。能够知道自己是好的，或者以我今天的看法来看，比知道别人来得更为重要。最近在hyc等同学的提示下，我发觉自己真的是有把人往坏里想的习惯，常常不经意地就给别人的行为作出某种不太体面的解释。这样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不知道这一点，还固执于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那么我所“知”的人与那人自己其实会是两种面目吧。但是又说到底，我们都无法摆脱那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房子”，脱离不开那个特殊的记号。
Z老师的女儿曾由ZJ老师教语文，据说那孩子的三分钟演讲里大谈生死与孤独，一如Z老师自己在课上也时不时说上两句海德格尔，说上两句“此在之为烦”。而“Dasein”的原意是生活，不知又有多少人在说“此在”的时候同时心中有数呢？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连康德都没有看过（遑论看懂了）就谈什么存在主义与后现代，有一种在沙石之上筑高台的感觉。所以用ZJ的话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你在谈论的是什么。”这又让我想到那位代课老师所说的话，古代的文人20岁之前是他们积累的“背景”，20岁之后就是他们“表演的舞台”。既然是表演，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未必知道自己所“演”的到底是什么，也未见得真的有什么立场（极端的例子就像李商隐被评价“文人无行”），所以常有一些人动辄对着当时权势或主流嬉笑怒骂，讽喻进谏，然后惨遭贬斥。他们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积累名声，引起注意。这一点倒是古今相通的。所以Z老师及其女儿的一番番高论，大概其实也不应有所苛责。

在我们应该做的和想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往往是在那些被假定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偏偏想做另外一些，并且后者的魅力常因凭前者的力量而显得更大些。张汝伦老师在课上多次提到了做哲学的人应当对人类抱有同情，对现实有所观照，而不是钻进书里去不管窗外事了。虽然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但是要做起来又是很难。现在许多搞哲学的，我觉得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就像形式逻辑那样的，不问也不能问你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关注的视野都在于玩弄一些名词，然后爬梳或者弄乱名词和名词之间的联系。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又时常觉得自己的同情心并不够，不足以承担如此大的责任，虽然这种责任也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承担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目标。
文学大概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上，它可以逼近哲学的思想内涵但不必为它的真理性负责，也可以远离现实营造一个纯然理想的情境，虽然这两个极端都很难是目前看来优秀的作品，正如柳宗元思想再深刻也不过沦落个早死的下场，韩愈尽言前人已言之事只不过文采飞扬了一下，比柳宗元多赚了十年活头不说，获得了给柳宗元写悼文的机会，还留下一世英名。不过我还是肤浅地觉得，纵然《论佛骨表》的结尾如何气贯长虹，仍是《小石潭记》更能拨动心弦，未逮读到“凄神寒骨”四字便令人脊椎发冷。

有人想“以学术为志业”，有人想“以学术为职业”，这一字之差是很不同的。为职业的，那么受到点什么胯下之辱之类的，也总有以牙还牙的一日。为志业的则片刻不敢忘怀追求与理想这类好像脱离实际的东西，以至于形成某种道德上的洁癖。但是那些“脱离实际的东西”与现实究竟有多少距离呢？张老师的答案是：让现实总在你的视野之内。而以为志业的人，若是为了逃避这层现实，就会越走越远了。另外一方面，若是为了逃避某事而作的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前，随着做出决断的时刻日益临近，对逃避的向往和期待会越来越高，以至于自己觉得这就是exactly想要的东西。这样事后肯定会失望。虽然之前乱翻了一些“后现代”思想（现在我都不敢用“后现代”这类词了），我还是很难摆脱所谓“主观能动性”的预设，所以同对社会科学的强烈向往告别之后，感觉现在走的是一条通向内心的道路，不像科学化的社会科学那样从唯象的角度分析，而更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成性的”解释，照亮到底走哪条路的方向。
人生导师大概是真的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找到罗素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并且这个问题是合乎规则的。而一旦清楚地知道了问题是什么，知道了这个问题是否合法，那么接下去的答案，就水到渠成地会来的吧。

哲人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不过有迹象表明哲人后来应该是后悔了，因为他发觉自己对“说”的看法其实有问题。那么，也许我等凡夫俗子还是有机会“说”一“说”的。“共生感是一种芬芳的错觉”。这“芬芳”两个字具有诗意，邀请着我们走近它，去闻嗅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中更为飘渺虚晃的气息，邀请我们去产生和体验这种错觉，并且让我们的理智告诉自己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并不存在绽出共生感的花，虽然共生感可以用或然性去灌溉[参：《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之四]。而唯有孤独是永恒的、在场的。里尔克把孤独作为个人存在的自明性的基石，一种本质上的规定，我想他说的其实也不外乎毛姆那一段“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然而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无论哲人用“相遇”也好“直观”也罢的名称去称呼它，形象与抽象，具体和飘渺的幽光都综合在一起：

“有时你一个人，眼前的一切清晰如往日。”
——因为你在看它的时候，你就成为了诗。

然而春天又的确是短暂，就像郁达夫笔下的桃花汛；用不了多时开的花就谢了，花瓣纷纷扬扬洒落下来的时候，总有些不解风情的人，端着那些沉重的玻璃和钢铁的眼，晃动着本自扶桑来的枝杈。

写在枝桠上的春天也不过是流去的时间。月亮盈亏的面孔，总有那么个时候皎洁地升起在东边的天，急迫地要同夕阳打一个照面。今夜的月亮是如此地白，仿佛从来没有看到过，映出整个天空也是暗的，星星比往常更稀少了。不变的是路灯在咏叹永恒的黄昏余晖，行道树下，小饭馆搭起一张小矮桌，打牌的老汉们无聊，听厨房嗡嗡的吟唱。

过去所有的时间都只是为了将来的某一刻，但这一刻什么时候到来，甚至会不会到来，都是不知道的。想起弘一法师行前说“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大约是种苍茫开阔的境界，而语言从来不能传达。是否，也真的只有那样一种“临终的眼”，才能体会平凡处向我们所展现而又隐藏的诉说？

幸福的人，愿（May）上天护佑你的幸福；不幸的人，愿上天赐予你幸福的种子。但是那不知道方向的人，上天也许不会（may not）告诉你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自己合乎法则的问题。

而我可能是太年轻，以至于觉得自己从未年轻过，未能体会那样一种特殊的心境，因为心境是Befindlichkeit，是一个被找到的、被定位了的状态。所以只能以非年轻的姿态面对着，赞美旁人洋溢着的年轻，肆无忌惮的张扬，被不寂寞的表象迷惑，为聚散离别的人情故事不动声色。一如

（课上说，）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也是人各有其途，行中偶遇而又必然分别的悲意；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如何从断章里读出“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的意味。

每一种推迟的渴望总要面对羁绊，一如奔流的河水遇到前方浅浅的河坝。无限在不断地生成，新的时间与新的事件，吸引着，冲动着，同时人生的局限又常使之止步，只好在那堤坝的面前自己拍打自己。人生的寂寞有时甚而确实与精神的交流没有关系，孤独是人生的一种本原的状态。

所有的选择终究是为了自己给自己的限定，所有的是非又都是自己同自己玩的游戏。但这样的游戏必将如祖祖辈辈一样进行下去，既然那样一种自我的限定是如此可贵，以至失去它是不可想象的。

在黑夜里不能同诗人一样“走遍大地”，多少年同样的路线上不觉间变换了几乎所有的景物。这时所谓的记忆不过是蹩脚的作业，

施工队夷平了教学楼 霓虹灯还在吹着泡泡
打折的小店过不完它最后的三天
你看见 离开时的景象 漫溢出昨日的欢笑
试卷、习题和笔记间牵拉出一条长线——
一头还玩着古老的传声游戏 那么专注 不知道
那破损的广告牌在嘲讽它和自己 因为外面
　　外面的世界已转了三年又三年。

但一个故事不只有叙事，仅仅是事件的排列也不能称其为故事。用柯林伍德的话说，历史是由行动构成的，而事件只是它的外部。它的内部是思想。匹普，“我”，用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将他的内心世界剖白出来，将他的矛盾和愧疚呈露出来。从这些思想解剖的创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狄更斯为他敷上的药棉。
 
在文学史的教材中，狄更斯是作为革命行动上的同情者和道德上的批判者存在的，他的主要“弱点”在于软弱。果真如此，倘若我们想像一部革命的《双城记》或《远大前程》，一个革命的法国人和一个革命的匹普，恐怕能够成为一时的流行，却难以成为普世的经典。在革命话语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消解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复杂主要体现在其无穷的可能性，并且根据来自于其自由性的先验要求，那么阶级分析的话语所能看到的也就只是作为经济动物存在的人，这和经济学者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眼光批判狄更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作的社会判断如出一辙，也正和阶级分析的话语批驳的那种资本主义异化人性的论点如出一辙。狄更斯在现实的阴影下既不被幽灵掳获，也不向后退、向回转，成为遁世的隐士。相反，他以他自己的路向前走；他不仅仅描写我们熟知的世界，还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过去不能得到宽恕，没有什么罪人无法拯救，因为爱是最上的审判者的唯一要求。
 
毛姆评价狄更斯说：“他的作品有悬念，有戏剧性，又有幽默感，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纷繁和变幻无穷。……狄更斯以他充沛的生命力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形色色而且各具个性，他们动荡不定——不，不是动荡不定，而是在生活中躁动不安。”[毛姆读书随笔，p69]比照《双城记》和《伟大前程》，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都有如下两种人：一种是达奈和匹普，为了解救一个人而想做好事，然而疏于缜密的计划和思考，最后必须仰仗另一种人的帮助；这一种就是所谓的“生意人”，就是劳瑞先生和卡屯、贾格斯和文米特。正是他们这些口口声声说“只是为了钱”的人绽放了人性的光辉。尽管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拯救，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没有完成；但他们对于人性、对艰难时世的救赎则得到了完成。
 
 

从谋篇布局和思想意义来看，《伟大前程》略显拖沓，而《双城记》用极其缜密的结构和情节上大起大落的设置，将最后卡屯的牺牲渲染得无以复加地壮丽。但从叙事和情感的角度而言，《双城记》末尾的感动是时代的车轮压迫下个体所作的悲剧性抵抗和无谓牺牲带来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其象征和理性的气息更浓；《伟大前程》的平淡和相对较小的视野设置，更贴近人性的现实而超越时代，这样，匹普和艾丝黛拉十多年后的相遇就显得更为细腻真诚，在“忏悔”和“宽恕”得到了读者发自肺腑的直观体认。
 
狄更斯“另一个”的、超越的世界中走出来的马，驱动着他尘世的故事的马车，沿着崎岖的道路疾驰过地狱和天堂之间的每一个时代。

地铁九号线的安检员夸张而毫不实惠地作出个“请”的手势，自然实际含义就是“不用安检”的意思。于是我背着个硕大的包，外加拎着一袋子书，进了站。车厢里有不少身穿校服的高中生，打着哈欠，不时交谈上两句，问着还有几站，这倒让我一下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放学还是去学校，以及我到底是穿越到了星期一的清早还是依旧行进在4月13号的晚上。

如同“目不见睫”的道理，尽管在过去的十八年以上的时间中，枫林校区始终处在活动半径之内，但除了那个路过医学院时的那个望着巨大校门、被教导着说“你去美国的××舅舅就是这个大学里读出来的”的小孩之外，枫林于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虽然曾被长辈冀望做个医生，自小成长的足迹总是与医科无缘——说是无缘，更准确地说，大概是恐惧与抗拒。越是需要医生的人越是拒绝成为医生，这点倒是和小偷害怕警察颇为相像。

尘世的悲剧多来源于错位。比如我爱你你却不喜欢男生……哦，这是AM的话。不必看过卡佛，也一定知道交流的错位带来的无力感。幸运的是位并非全部导致悲剧，有时倒不如说提供了庇护，在已然发生事件的推迟中营造了一个安全而短暂的缓冲。再有，明引暗征之类错位的陈述，如同两条平行河流间的滩涂和沼泽，编织着沉默的网。世间更多的错位则并不能一眼洞穿是悲是喜。比如空间和时间上的错位，比如发展方向和外在期望之间的错位。

人之不忘初心也难，如《圣经》所谓婴孩离上帝之道最近，而愈智者愈远。这里的“智”应该是那种“自以为智”的“智”吧。最近有一个考试三个PJ和四篇论文要复习要做，“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梦想只好再被延宕到来年。不过若是文题对得上兴致，写再多也只当是写字间内的旅行（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其中有一篇打算写冯至和里尔克，于是又看到了这首《我爱我生命中的晦暝时刻》：

我爱我生命中的晦冥时刻，
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
像批阅旧日的信札，我发现
我那平庸的生活已然逝去，
已如传说一样久远，无形。

问LCH学长读冯至诗感想的时候，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堆与某学妹通信（电邮而已）的往事，倒是有几分教我如何写有文化的信的意思。不过在他口水连篇的字里行间，我也确实找到了一些想要的东西。真实发生的故事总还是比到处都有的“读后感”、“赏析”更加个人而生动。L学长最后唏嘘他现在的去函无复，让我想起昔日与Z君、X君的书信，当年的诳语中自己仿佛一个不折不扣的高蹈者，然而被沉淀下来的当年轻狂，使得课上又读到《赠卫八处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比《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更多出几许感叹。

有回看到一篇经验谈，说是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这固然不错。不过现在各种大问题下望而却步、在各种边边角角里找问题的时候，常会想起张汝伦老师再三批判的“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说，“这种思路当然是合理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这种思路应对，就好像现在说医生职业道德差，那么我们来搞一个医学伦理委员会，不问医生是不是‘治病救人’，不问‘人是什么’，就来研究一下医生应该有哪些道德一二三，这不是扯淡吗！”就像AM所说的那样变成学院规范再生产工具。据说这算是一种人进入契约的必然要求，但又怎么能说它不是一种“异化”呢？要是做学术也丧失了精神自由的价值了，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可以体现呢？

每回面对现实中天量冷水的时候，只好从张老师的课上寻找所谓“一介穷布衣探求宇宙的秘密”的豪情。不过在和AM聊天的时候也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读书读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否被它们所建构出的“精英”意义所蒙蔽呢？进一步像布鲁姆所说，文明教育灌输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思想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段。以前看人背单词总有一种优越感，现在自己开始背单词了便有种被自己鄙视的样子。随着这样的妥协越来越多，临时性的东西有时被上了铆钉，而它们是从另一些原本意欲长久的东西上拆下来的。

拒绝平庸大概是所有人都想做而办不到的事。到头来大概根源的问题是：非尘世的马如何能够拖动尘世的马车？

陈寅恪说“情之最上者”是无对象的，比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那样，这和我们这里说到的康德所说的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很像。现在你们不会理解这个的。情之次者才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这种，我想你们大概都把这种当做情之最上者了吧，却不知道这上面还有更上一层的东西……最近我在读金克木的文集，他说恋爱、婚姻和持家（household）其实是三本小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把它们当做同一个故事，所以就出问题了。你们看《伤逝》里面的涓生和子君，他们一开始是有封建势力的迫害，但后来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怎么样了呢？以前搞革命，有人就问：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怎么样？那么在这里，他们有没有想过结婚的第二天怎么样？

快下课的时候，张老师又说：

康德在这里觉得，人性的恶可以最终使得人类走向善的结局，历史未知的规律和道德律是一致的。这个当然没有办法证实。在经历了“最可怕、最悲惨”的20世纪之后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了。至少我现在还不能相信。但是康德说，不要急，历史的过程是很慢的。三百年四百年对历史来说都不是什么。历史是慢慢地把我们推向我们理想的结果。

所以说历史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漫长过程，失去信心也是正常的吧。而也就是在那些书本上的语句和生活发生了某种联系的时候，它们才确实产生了意义。或者就像张老师再三强调的那样，“哲学就是生活”。

3月31号到初中去，见到了传说中的胡SE学姐，并被她手下的小朋友们提问“采访”。在朝向颇似初三时的那间教室里，那一些初一孩子们的脸上，似乎真的可以找到当年自己的，或者某些曾经熟悉的人的影子，以至于就连后面黑板报上方的挂钟都显得眼熟。秒针一圈圈划动着的时候，每一个下面坐着问问题的小朋友也就向他们各自希望中的时刻又近了一步，正如他们那时坐在那里，也是他们期待过的。

在回答某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唯一希望你们记住的是不要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你们现在憎恶的人”。这时胡SE轻声说，“这很难。”而大概也只有难的事情，才需要被记住而不轻易忘记吧。

但是说这话又很容易。给一个否定性的结论通常比证明一个正面结果更加方便。这也许可以追溯到福柯。甚至就应该追溯到康德，试图通过批判的路径达到形而上学的涅磐重生，然而这一最终目的却被它的手段所超越；对批判的批判可以无限递归，这种重复回转的思路，既满足了人类思维的有限性限制，又能创出一条貌似无限的路径，简直叫人欲罢不能了。

于是各种“劝退”就变得颇为热门。想当年维特根斯坦想搞哲学而信心不足，找罗素去寻求信心。要是罗素有维氏后来的德性，多半会劝他去搞飞行器设计。不过，现在劝人退似乎是显得自己有学问的一种方式了，而罗素之类乐观的老好人，最后也大概只能被扣一个“不学无术”的帽子。

不过不学无术有时候还是好的，这是相比于那些“不学有术”的人来说。高中的风气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吹嘘后者，支持前者，并以此贬抑真正好学的人。因为“学”终究还是“反求诸己”的，是潜伏在所有“怎么办”之下的“为什么”，最终导向内心的安宁。而“怎么办”只能称之为“术”，一种只求解手段，不追问目的的方式，好像随时准备为了某件事情，把所有横陈在路上的“业障”一个个打碎，而不论这些“业障”究竟有何意义。

反过头来想想，在告诉小朋友们一些过去经历的时候，又要小朋友们不要像我这样行事，这多少也是一种“劝退”。要我说，小朋友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在搞PS、做网页、学编程这些东西上面，有空余的时间背背《论语》比搞那些事情强多了。然而话说回来，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背了《论语》又能如何呢？背得滚瓜烂熟又能如何呢？如果它不能成为一种生活的信仰的话。

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论语》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物什了。就像我也不是初中的人了一样。古时候大人对小孩、较年长者对较年幼者口耳相传的技能和经验已经贬得一文不值，因为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较年轻者来说，较年长者只有看他们折腾这个世界的份（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嘛，是我们的话也得巴望他们分点过来），而所谓的“指导”最多不过名分上的事情。于是这些小朋友们的大朋友们，也大概只好对着长江后浪唯唯诺诺，做好“活到四十岁就去死”的准备，在他们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综合命题面前俯首称是，并随时准备受到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反观我们自己，如果初中的小朋友们不能追随时代，在课堂上玩弄iPhone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可以呢？如果我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在年龄的保护下，追赶潮流并暗中攀比，那么又如何阻止小朋友们这么做？大概是在把问题怪罪于社会的有病时，有许多人忘记了自己先得吃药。

也就是，听到车老感叹说，现在小朋友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不好好学习、而是心理问题发展到疾病地步了。总觉得有些悲凉。

这时总想到苏格拉底有名的遗言：“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命运更好，只有神知道。”苏格拉底对死后的想像实际是说，死是生的另一种形式。那么这句话实际意思就是，我按照我的方式生活，你们按照你们的方式生活，谁的命运更好，我和你们都不知道。幸运的或许是苏格拉底尚且知道自己应当按照什么原则去活，并且更重要的是，就象康德真正伟大之处那样，将这种原则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种种“二元论”的背后掩藏了一个有目的的大自然，虽然是一个假设，但它真实得使人幸福。

问题似乎依旧是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往什么地方去。明了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譬如wsc之类，在百度百科高中（啊，他那么热爱的高中啊！）的词条下加上自己作为“知名校友”的名字。事到如今，虽然wsc之类的诸君在我的轨迹上画了不少炸药包埋点似的叉叉，我也并未有毫发之伤。实际上他们其实也并不可恨，倒只是有些可怜而已。

3月29号和大头、李阿姨吃饭，这开头似乎有个错误，就是我和大头说，我觉得似乎见了一面之后再见一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于是大头和李阿姨就决定请我吃饭，以此亏欠之情保证迟早总会有再见的时候。但是有许多事情完全是吃饭无法保证的，只是在若干年后徒增一点感怀而已。

李阿姨与我住在同一个街区，两个背对背开门的小区里。说来也是奇怪，越是住得近的人，碰面的机会反而越少，就像我和HCL那样。也是两年多没见李阿姨了。不过在财大的网上看到李阿姨荷兰之旅的总结报告，开头的“鄙人”二字一出来，李阿姨的形象就呼之欲出，这也算是一种“见字如见人”吧。于是我又想起初三的那间教室里，ZWQ（后来有个绰号叫“翠翠”）和李阿姨接连不断的冷笑话。

吃饭的时候，说着说着谈论起小学时候的老师们，以及那被拆掉了的小学往昔的景象。也就是在这种时候，让我觉得的是，也许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它实际上如何发生，而是它如何被人记得；正如一个人也不是在于若有若无的“本质”如何，而在于他/她与周遭的关系总和。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情，确切地说，被记住的事情，决定了我们如何生活；而真正的自己，就象潜藏于所有表象之下的“物自体”那样并不能被人认识，所以内部的自我总是孤独。

上周五中午在文图碰到W，我是花了三秒钟也认不出来了。而若是以前，我大概是在一群人中一眼就能看到了的。在时代之中总有那么一些模板，使人变得可以复制而失去了灵光；自从时间把那些光晕抹去之后，的确是有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变换了模样，消湮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幸运的总是例外。李阿姨说我是一点没变，就像我觉得大头和李阿姨也都没有变那样，而大概真正的相识就是这种两年多没见面也没觉得太久，一碰头还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那样地聊天、那样地笑，同时那些远得好像不曾认识的人们，在对话中又重新恢复了色彩和立体感。直到最后李阿姨仰天长叹“大家都成长了啊……”的时候，大头在一旁默默喝着奶茶，而我竟不由地希望，时间停留在这样的状态，就像那些未完成的故事一样，是有多好。这大概就是人的种种贪心与不甘吧。

在回家路上，李阿姨说，“也许是现在‘老’了，喜欢把人往好的地方去想。可能有些人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坏。想想我们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多少错事，只是不被人提起了而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像自己过去的和将来的，犯下的和可能会犯下的过失，都在这样的一个瞬间被原谅了。而我也可以原谅所有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是真正地了解我，甚至更甚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这样，我心中所有的全部都是深深的感谢，而以后能否再见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问题。

“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较之深埋于我们内心的皆为微沫”。

为了明知不可能而作的努力，都是同样伟大的捕风，因为所有你想要的答案，它就在风里。

不过我先不想把它们写下来，因为有时文字和思想的距离必须慢慢地才能跨越。

春天来了，去年冬眠的乌龟仍旧没有醒来。也许它当初不愿乖乖睡觉，是想再多看一看这个世界吧。

贴一篇当时把它捡到家时候在MSN Space上写的东西，聊作纪念。

关于“出门捡乌龟”
2006-08-02 19:08:28

话说在 n 天以前，因为某人某篇日志的缘故让我又怀念起那两只 m 年前的小乌龟（其实不小啦，满大的乌龟）。结果今天去上课的时候，电梯门一打开，里面居然呆着一个“不速之客”——乌龟。有缘啊～m+k 年前的第一只乌龟也是在路上捡到的呀~~~出门捡到乌龟~~~~既然它一心向往这我家，那么就应该好好“款待”它，让它好好地活下去………………

终究有些东西，只能够是部分地离开了我们，因为作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因外物而改变。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下午HCL在宿舍里和225一起弹着吉他唱起来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中：虽然之前HCL同样的口哨总在宿舍楼的空旷墙壁和紧锁的一闪闪灰色的木门间回荡，我无法从中推测下一句的歌词又能够是什么，甚至也无法猜测下一句的曲调又应该怎么哼。

225似乎很奇怪我居然没看过《那些年》，叫我说，要是看过才算真的奇怪。段老师课上说，自己总对众人说好的东西（故作姿态地）保持着距离。这在我身上也是一样的。不过那些看上去再怎样“与众不同”的“那些年”，最终总能够被异时异地的人规约到“那些年”中去。毫无疑问地，我现在虽经离散数学的洗礼，仍不擅解出排列组合的习题；而那些拿来颇为自矜过一段时间的长处，也随着世界的扩大而逐渐变得渺小衰弱。

中午吃饭的时候225谈及某个初中同学的近况，据说去了哥伦比亚（“那是什么地方？”）。那些曾经是鲜活的，幻想的，和真切的，都已遥远得比哥伦布到哥伦比亚还要远。然而处在我们三个之间的总是这样一个状态：我游离在语境之外，徒劳地试图拉近那些年的距离，而每一次的尝试又都将“他者”推到更远。

……

米沃什的故交成了一个个词条。而我所能冀望的，大概是若干年后，依旧记得初二那年长江渡轮上摇摆的风和犯过的错，白底木板上弯弯扭扭的黑线和橙红色的机器人小车，或者就是这样一个在忙碌中理出来的下午，我们唱歌，纱窗外面的风吹起来，而唱什么，与我们并无关联。

此已两年多前之事矣。昨天再次从同样的方向走过三教的北侧，梧桐上的三颗钉子，串起一串串不能飞翔的白色纸鹤，阳光中亮得晃眼。这时，当年室友的话又响了起来：嘘，这位就是朱维铮先生。

两周前旁听傅老师的《管锥编》课，放的一段视频中，朱先生是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称赞着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此与前面所说，即是我对于朱先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作为对历史并不太感兴趣的学生，缘分如此，也应不算是一件太过令人憾然的事情。

然而现在的人们大抵有对未寒尸骨的怪癖，大抵寒风砭人之际，有些人实在想复活康德逝世时哥尼斯堡人的爱好。不过这怪癖之怪即在于，总是不断枚举那些或无对证的事情，而读者也匆匆看过，为作者们贡献一次点击量。又或者，则确实如同那些哥尼斯堡人一样，“宁可要一个没有历史的康德，也不要一个历史成问题的康德”；情愿写些在歌功颂德或揭发检举之风的长篇累牍，也不愿意给予多一点人性的理解。

余生也晚，未能围观到那些师兄师姐、或者八竿子勉强打得到的人们之所津津乐道、或互相斥责争辩的往事，不由得在这样的时境中，徒增几分落寞来。而这落寞终究不属于我，倒是替一些人临时看管着的了。豆瓣上看到有人说“朱维铮先生不幸逝世”，这“不幸”两字是如此暧昧，也是如此宿命般地应验了。

如同卢照邻和杨炯都写过的那样，如同历朝历代每一个诗人所写过的那样，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尘土纷然，在过客的身后留下一片喧嚣。

过客总是后人难懂的谜，因而后学之人理应背负他们全部的寂寞。

今天早上，傅老师念起黄永玉悼念钱锺书先生的一首诗，并以此寄托对朱先生的缅怀。兹抄录于下：

哭吧！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201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