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就像是一座桥
你与我 会过去的 情怀不会倒退

——黄伟文（许志安/车婉婉）《会过去的》

《怦然心动》。我仍没有去看电影的耐心，虽然数字上看电影要比小说节省不少时间。也许我真正不习惯的是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不习惯看到一个个故事情节接连发生而丝毫没有准备，不习惯那些过于紧凑的戏剧冲突。虽然对于黑格尔的矛盾说我还是很赞同的，不过看起来这只对讨论一大群人的时候有效。宁静，平和，就像今天下午看的《海洋》那样，少量的冲突也用不激烈的情景展现出来，反而更有一些慑人心魄的力量。这也许是因为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所有的人事都显得如此渺小吧。

回到这个故事。让我想起美剧《雪山镇》，当然情节上比后者简单，这也就更显得单薄：无非是两个人之间不断的争吵，误解，猜忌或者一头热。来回交替更换的叙事者，营造出了极其适合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全知视角，给每一个演员充分的表现能力，然而当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反复，真又有点让人觉得不值得把这90页打印下来花两个下午的时间看掉。

对我来说当然很少有可能还会去看第二遍了，就像那部《雪山镇》，就像不少（虽然总共也不多）故事片一样。当然，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品（出版商居然赫然写着Children Books），本来也不能太过奢求它的文风能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学一点常用口语词汇，巩固一下一些固定词组之类。也许这样的故事，如果真的作为儿童文学来看的话，可以算是比较现实化的爱情观/友谊观启蒙，这么说来又似乎太说教了一些。

不过我猜电影的好评如潮因当是由于出乎情节之外的考量，毕竟没有一个成年人是为了从影片中学习些什么（虽然，我觉得其中家庭教育的方式会比较适合家长们学习，不过这些在故事中大多处在次要的地位，何况还有一个反面角色的父亲做着坏榜样）。毋宁说是为了回忆。如同故事中的Mr. Duncan在Juli的身上看到自己故去的老伴，走出影院的时候总会有人将自己初恋或爱人代入这两位虚构的主人公，回想起幼稚时候的幻想，将自己感动。这也许是文字的逻辑和理性所无法直接冲击的吧。而平面的语言得到了演员投入的表演，也为故事增加了几分立体感。这是一个完全需要靠外延才能产生意义的文本。

当看到里面那棵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又是一个类似《通往Terabithia之桥》这样的故事，幸好作者终没有离谱到让小女孩死掉。不过上面这些看上去无情又鄙视的评价，并不能掩盖我难以免俗的事实，尤其是许多年来的心结慢慢解开的时候，看到小说中的一些话深感赞同。比如说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过实际上很多人活着，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终日的纠结终无益于疑难的解决，出乎意料的出现和转折，这时候我听到文首引用的那首歌，单是为这一句歌词就有单曲重复的理由。“往事是一道桥。”虽然不见得太深刻或者鲜活，但是我毫无理由地赞叹这个比喻。过去的总会过去。

现在我在桥上。我看风景，当然也被人看。不过幸运的是好坏总还有些风景。以往的轰轰烈烈总会被时间抹得温柔，留待多年后的某日在一堆随风飘散的票根中发现一张泛黄的明信片，那时就像一个考古人员发现埋藏于沙土之中的化石碎片那样，对着那种真正实现跨越时空之桥的纪念物将万千感慨化为数峰无语照斜阳。

今天走过愈发萧条的淮海路，沿着曾经同老K和李阿姨一起走过的路线回家，这又让我想到，每一次十八里相送的尽头总有一座长亭。然后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的柳永词和“长亭更短亭”，是德沃夏克和李叔同都碰巧听到的《送别》曲调，可以化作了交响乐的雄浑也可以终于得到了拂柳的晚风、吹出断断续续的缥缈笛声。最后就像初中生的作文结尾那样，时间的列车轰然驶过将一切压成碎片，但是一座座的桥走过去，情怀不会倒退。

我不奢求那曾经参天的大树被砍倒了还会再站立起来提供着庇荫，不奢求在以后的什么夜晚的微风拂面中会看到漫天星河或世界的全貌。我会慢慢地走过那一道道会过去的桥，保存住俯瞰苍生的视角。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澹然独与神明居”，庄子所言不虚，而行之者难。衰败和庸俗或将不可避免，然而终不应失去当下的自己，不应忘却那些也曾彼此怦然心动的时刻，终于在时光的磨砺下显出宁静的光泽。

（一）

伊索寓言里有这么个故事，有个说大话的人，自称能在一名唤“罗陀斯”的地方借助神力跳得奇远，听者闻之，对曰：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结果不言自明。

跳跃的远近总是值得不诚实的人吹嘘，因为远近是跳跃中最简单的一部分，有着统一的标准。然而如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言，“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同是跳动，一曰远近，一曰雅俗，无奈雅俗关乎评价者的眼光，而远近只要尺子同意就行。

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和一个华二毕业的同学讨论做项目的事，他说自己前不久回母校，惊讶于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整日埋头苦干，不见了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潇洒和丰富活动。类似情形似乎并不少见，再譬如长宁一学校以老牌自居，更换校长后管理方法堪比工读职校。而所有这些的变化，不过是二、三年间而已。

从来人们总傲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大概所谓敝帚自珍之意。吹牛的人则傲于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句话有两解：一是“傲于自己声称有而实际没有的东西”，另一个是“傲于声称自己没有某些东西”。后者似乎是对前者的反抗，实质却相同：营造一个自己优于他人的语境，用一种自己占据优势的标准要求他人。

在包括上述诸例在内的几乎全部学校，“进步”的言论总不会缺席。然而历来关于进步的观念总是千差万别，就像无数个说大话的人，每个都说自己可以跳得很远，却又说这跳跃须借助他人完成。在这样的情境中，跳得远是唯一的追求，然而连远近都没有判断的尺度了，所以更不曾有人敢言自己的落后。

于是，尺度失落在无穷无尽的口水仗，下限突破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本来实践仅是认知的一个环节，然而在一个承认实践及其概念绝对标准的地方，认知的价值被隐藏以至忽略，只有实践才能创造被预言了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一幅图景，在许多人的眼神中透露着挣破头皮赢得的精干目光，如炬般令他人坐立不安。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时代“进步”的一个象征，以教育的名义赋予曾经单纯的灵魂。

（二）

周立波（不是那个周立波，不过两个也差不多）曾在没有读过《尤利西斯》的情况下批判了《尤利西斯》，虽然后来的据说“20世纪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这话就像“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大量文学理论的文献”一样）。那些抱住一副骨架就自以为了解所有血管肌肉神经的人最后所能了解的也不过是一具遗骸。“遗骸”这个词有特殊的象征意味，它好像指的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动作，“放弃死去的枯骨”，而能够放弃它的只有曾经被认为寄居于此的灵魂。宏大的理论无疑就是一具具遗骸，它们都曾经被认为是真理之所寄寓，结果又都凋亡，只留下不再生长的、被遗弃的部分。

曾经韩愈说：“师者，所以答疑解惑也。”意识中的“尊师重道”之礼，实际包含的是无意识中的“答疑解惑”之用。“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儒者之师的区别在于其“礼”而不在于其“用”。再清高的人也总要找一箪食、一豆羹、一条陋巷，餐风露宿、以天为庐以地为床的生活总是太过野蛮而不合于“礼”中限定的身份，所以一部出门的破车比一具门徒的棺材更重要，再如何贫穷腊肉也总少不了给：规矩不能乱，该用的还是得用。也无怪乎有些老外们，总爱拿自己祖宗中普罗塔格拉之类的智者来比较了。

卢梭在《爱弥儿》里描绘的也许正是那个所谓“大理论时代”的教育想像：所有的教育原则由事先确立的几个基本点出发，教育的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从中推导得出，而所有看似矛盾的地方也可以被巧妙地加以拆分和化解。然而由于它是从事先确定的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它就不可能包含比原先那些原则更多的意涵，相反只会在推导的过程中损失掉一些，这也通常是为什么美丽世界的预言总宣告失败：当你自以为向着某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其实也许你走在相反的方向上，而画一个圆，通常也实在太难了。

所以实践的反思中总有界限，可怕的是以为自己所知的可以通达无限。这本身造成了对界限的无知，从而就是错误的。划定界限不一定是画地为牢，因为没有孙悟空来说“不许跳出这个圈”。划定界限，通常是说：我们从这里开始跳跃吧。

破解樊篱的途径在于：先找到樊篱在哪里。在演示“什么是生命”的时候，人总不能死抱一具骸骨。

（三）

据说上中的唐校长是“一头狼管着一群羊”，静安区教育学院附中（静教院附中）的校长是“一个疯子带着一群疯子”，观者似乎总倾向于评价教师的辛劳，好像这种辛劳完全来自于管理者的意志，从而值得同情似的。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像对待医生那样对待老师，仿佛对方并不是人——就像它们自己一样。

医生所要挑战的是死亡，所以迎接的必然是迎战不可能战胜的命运之美。它是悲剧性的。而教师所要挑战的是无知，将生命转化为一个个体自觉的行为。“人活着是为了体验活着”，教师的工作是喜剧的，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生活和体验的一条条通道，为混沌和虚无注入光芒。赖声川在解释古希腊“羊人剧”的时候提出，喜剧比悲剧更伟大，因为它破解了悲剧。

但是所谓“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总和最污秽和黑暗的一面相连接，然而这才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不存在一个完全高尚的、理想的、合乎所有“伟大而正确”观念的世界，也不存在一个琐碎的、萎靡的、极尽黑暗之所能的世界，所存在的是二者的犬牙差互，高尚和低俗同时在其中生长。

本来如果一个小孩用一小时做作业，那么他（她）的老师又应该如何呢？虽然未必满足线性增长的规律，如果教30个学生，花上10个小时其实并不过分。但实际并没有那么多，并非是因为每个老师都掌握了高效率的秘诀，而在于这其中的许多时间被其它社会成员分摊掉了，当然是以经济交换为代价。于是当教师的职责被转移到社会的其它方面，它也就实在是可以替代而无足轻重的了。

不幸的是，在大多时候承担这份本应教师承担的职责的人，成为了受教育者自己。所以人们常觉得“学生”的负担重（这里的“学生”只是一个空泛的、新闻媒体式无意义的概念），但是换成自家的小孩，怎么看也可以再重一点。不谈教师应当教给学生的是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分数的高低来评判，这样的做法也无法取得效果。据说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大脑还未发育到能够处理数字这种相当抽象的概念（想想维特根斯坦纠结于“二是什么”这类问题吧），那么上数学课又有什么用呢？而他们本可以更轻松地掌握的语言，却被“技术性地”延迟、错过（学习数学是为了早日发掘技术人才吗？毕竟这是个科学主义盛行的社会），这样的“时间差”从来不会营造出赋格曲般的巧妙和声。

（四）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相隔着时空距离的两句话，也许包含着某种象征的意味。上面的所有讨论仍囿于“跳跃”，囿于“远近”的判别，来自于淳朴的鸿蒙初启。而后者无疑以更为高级的方式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远近并不是跳动的唯一属性，如果跳不远，请优雅地起舞。

有时候，这世界就像一个不断运转的西洋镜，对真相望穿秋水它也不会到来。所有的世界观有着相同的不变根基，即人生的有限性和无意义。唯一不同的只是各自的选择，而教育是要首先承认这种选择，然后让教育关系中的双方寻找到审视选择的光亮，为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可以依存的本质。

回想坐在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照亮洞穴的努力会弄巧成拙：一部分人渴求阴影”。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所谓冲出枷锁的确定路径和方法，更不是打着解放旗号的绑架。当洞穴外的光亮和“真实”呈现在他们眼前时，只有少数人勇敢地冒着被刺瞎的命运睁开双眼。教育不是将洞穴打破，而是召唤那些睁开双眼的人再次回到洞穴的方向去，把少数人引向光亮，并且为渴求阴影的人提供在阴影中生活的尊严。

去年暑假做RSI-Fudan志愿者的时候，我在留念册上“人生愿望”一栏写下的是“年轻的时候搞搞研究，老了以后办办教育”。也许上面这些待到“老了的时候”看来将是一文不值，但是将来某个时刻的思绪就让它停留在未来静静等待。

如果这里有玫瑰花，就请在这里跳舞吧。——谨以此赠与诸位老师以及或将成为老师的诸位，包括我自己。

近来读钱理群先生《我的退思路》，有许多话虽然是很老很老的话了，也是应当成为常识的话，然而它们仍然不是常识，对它们理应首肯的人仍然充耳不闻。于是有了下面这篇同样又炒冷饭又无用的东西。

我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装B的标题。就像黑格尔以及各种哲学家一遍遍宣称宗教或艺术或其它一些社会现象的终结即将来临一样，最终终结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以及他们所开创的哲学。然后就会再新来一批人，把没有走穷尽的路走完，又走出新的路来。

不过我们始终应对新的路保持警惕，尤其是当许多人称赞它们是好的路的时候。五光十色的张扬宣传固然可以招徕不少的顾客，不过有些古怪的家伙似乎对别人趋之若鹜的东西反而敬而远之，旁人赠言：清高。

起先死理性派的崛起似乎是清高的，倒不是因为他们怀疑新的路，而是因为他们偏要选择别人都说不好的路去走。不过不幸的是，今天的死理性派似乎仍然是清高的，因为他们脚下的路仍然是大多数所无法理解或不以为然的路。

然而当清高的人们宣称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的时候，我们这些独木桥走惯的人，羊肠小道都嫌太过宽阔。于是免不了一边眼红康庄大道上不限速的欢畅，一边故作高傲地说：你们的路没有多久可走。

这也许是一个太过乐观的估计了。因为只要死理性派仍然是清高的，他们的路就一天长似一天。换言之，这是一个“在离开某地前必须先到达某地”的俗套，只有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算走到过了，他们才可以离开那里。不幸的是，许多人根本就没向那个方向迈开过步子。

强调主要问题的人们当然会争论说，达到死理性派才是主要矛盾，而离开它只是将来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是别想了吧。不过这么说的人，大多一步都没有迈开过，只是坐在气派的椅子上前后摇动身体，故作在前行的样子。

那么死理性派如果承蒙众人的恩泽成为了主流之后，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这当然本应由他们自己选择，我们应该尊重他们选择的能力。不过他们自己会不会尊重自己呢？就现在来看，要自己尊重自己的决定似乎比尊重别人的决定难得多，至少在死理性派们活跃的地方是这样。或许他们的死理性会给他们一种解套的策略，因为这终究有些违背逻辑。不过我情愿相信这个充满bug的世界就是上帝用来推导出F的非协调子集，因为只有万能的F成为了定理，人们有限的思想才能触及宇宙间全部的可能。

不过既然他们选择了一个充满bug的世界的协调子集，也许就意味着他们的推导永远只能是一个信息量减少的过程，从多端的一面走到唯一的终点。据说这就是牛顿先生非常自豪的确定性。那么看来，死理性派的未来只有一个，也就是终结。

如果不信仰上帝的人们能善用好他们手中未交还于上帝的那种理性，那么不信神的黎民理应占据理性的巅峰。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而更像是那群死理性派们牢牢掌握住了自己的理性，在那些因水土流失而贫瘠的土地面前显得格外丰饶。但是我还要在这里唱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必将衰落的历史可以被预见，而是因为他们的消亡就是理性的极致。如果所有的土地一样丰饶，那么也就无所谓丰饶或贫瘠；如果所有的土地都能结出果实，我们只要收获不同的果实就可以了，并不用特别标示出这一块和那一块。而这也就是死理性派真正终结的方式。

所以死理性派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终结。标题中所谓的“终极”乃是指一种新的形态，就像连续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的不动点，迎接的是一种转折。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科学似乎是新的万恶之源。是的，它确实是。有时我时常想，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科学和技术，那么生活也会变得简单，人们也就无需放着明摆着的自然不看，而去煞费苦心破坏自然营造出一个并不怎么宜人的环境。当然我的这种言论，放在坐着小汽车吹着冷空调的火眼金睛的诸位政治老师面前，又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曲解，能得个B实在是很不错了。

但是科学的终极并不是它现在这个样子，或者也不是它小时候的样子。死理性派们颇不以为然的诸种学科，比如中医，仿佛就因为它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概念理论，不可证伪从而不是科学，就毫无价值一样。是不是科学最多是个事实判断，科学本身并不是价值。至少可以将中医看作一种经验的学科，诸种概念只是出于方便理解的需要：谁又能否认现在理论物理学家们口口声声的世界本原或宏观空间不是一种同样原则下的发明呢？在科学小的时候，甚至在它的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它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却不是唯一的方式。

科学的终极在学科之外。现在人虽然可以前知宇宙起源（或许是种新“神话”呢？）后知太阳毁灭（谁又能保证预言准确呢？），仿佛《西游记》中那个六耳猕猴，面对孙悟空的金箍棒和如来佛的罩子还是一棒子打死了。换言之，它不能告诉你谁在生谁在死，它听不到绝望的呼喊也无法分享喜悦的欢笑。而正是后者使人异于其智慧的创造物。

死理性派们和所有人对科学事实上唯一的不幸，是科学的今天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它更容易是强力的工具，因为强力有更多的资源去取得，因为强力可以以科学为掩护增加自己光耀，因为强力要用科学塑造它的万能。然而正义和自由从来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就像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互联网一样。正义和自由是人自己的诉求，它最多只能被他者确认，却从不能被授予或转移。正如某首短诗中说到的那样，它是人“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科学从不是正义或自由的挡箭牌，但是它可以是。

科学的终极在于古已有之的人文。科学的终极蕴藏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刻，在那些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中，因为只要有人便还会有人性的光辉闪耀的时刻，就像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个标题，或者像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所展现的那样。

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之为人，在于知道“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前后与因果。它战斗的是无知，而非无知的人；它成全的是人的威严，而非自己的荣耀。在于承认每一个“自我”都有科学上平等的意义，而非因其它技术上的数据差异而有了等级与类别。科学的终极在于它成为人的科学而非工具的科学，成为和文艺相互交融的统一。